1997年，香港回归，普天同庆。而我，也终于在这一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折，不知该喜该忧。虽然不愿提起，但它始终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。

这一年，我高中毕业，考上了云南省广播电视大学。我是在《云南日报》上看到我的名字的，悲喜两重天呐！父亲看着报纸先是咧了咧嘴，后是皱紧了眉头。我也心里有数，因为在这一年大哥和四哥因违法生育，被罚款一万五，二哥、三哥又都先后结了婚，家里所有的“大事”“好事”全都赶在一起了。于是，家里的耕牛卖了，粮食也卖了，家底空了，剩下的只有半饥半饱的一堆人。我家除了我这个还未定性的“人物”外，其他都是农民！彻底成了十里八村小有名气的贫困户。

看到父亲的反映，我试探性的说：“要不，我不上大学了？”父亲表情凝重，半天从牙缝里挤出俩字：“不行！”之后放下报纸便走了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

全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父亲到底去了哪里？在那个没有通讯设备的年代，人一旦离开了家，就像风筝断了线一样，音讯全无，除了等待还是等待，无计可施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他离家后的第九天，夜晚十一点左右，父亲终于回家了。他的衣服脏得发亮，头发被汗水紧紧地黏在一起，像极了一顶鸭舌帽。疲惫不堪的父亲，只剩一丝笑容还挂在脸上。家里留给他的只有两个大玉米团子，父亲一边吃着一边说到：“我这一路走遍了大洼子、箐门口、四家村、大村、花树林……能借的地方都借遍了，最后还是锦秀村的杨老二借给我一个存有两千块钱的存折，我到镇上的信用社用存折抵押贷了两千块钱，先应付一下第一年的学费吧。”说完，父亲腾出一只手把钱递给了我。我颤抖着双手，接过钱，忍了好大一会的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掉了下来，我赶忙跑到墙脚失声痛哭，眼泪如绝了堤的河流，奔涌直下。母亲抹着泪来安慰我，“乖，不要哭了，你爸见了会更难过的，到学校好好读书吧，家里全指望着你呢！”我咬咬牙，点点头。

那夜，我一宿没睡，我在用我最差的一门功课——数学，计算着父亲走过的路程：我家到大洼子约两公里，大洼子到箐门口约一公里半，箐门口到四家村约三公里……迷迷糊糊的我竟算到了天亮，可还是没有结果。

直到现在我还在想，父亲走过的路到底有多长？（姚继承）